寄养在精神病院的老人

2018-06-11 10:05:10 来源: 浏览次数:0 网友评论 0

湖南省邵阳市双拥路“邵阳市老年病医院”大楼前立着一块石台,上面刻着:邵阳市老年病医院、宝庆精神病医院。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少有人知道“邵阳市老年病医院在哪”,他们都管那叫“宝庆精神病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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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邵阳市双拥路“邵阳市老年病医院”大楼前立着一块石台,上面刻着:邵阳市老年病医院、宝庆精神病医院。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少有人知道“邵阳市老年病医院在哪”,他们都管那叫“宝庆精神病院”。
从大门进去,一条四五米间宽的水泥路通向院内,六层的精神科住院楼立在路旁。住院楼东面是“养护楼”。两幢楼之间隔着一条间距不足十米的马路。
2018年5月,湖南邵阳市老年病医院门口,路牌分别指向养护楼、精神科住院楼、门诊综合楼。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康宁 图
2010年,隶属于邵阳市民政局的宝庆精神病院,加挂邵阳市老年病医院牌子,2016年,养护楼建成,健康寄养科(下称“寄养科”)就设置在这幢楼内,与普通老年科接收失能老人不同,寄养科只接收尚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。
宝庆精神病院寄养科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记者,不到半年,住进寄养科的老人从48人增至现在的75人,年纪小的70岁左右,最大的98岁。主要是城镇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,多数有三个子女,最多的有六个孩子,其中女性约占三分之二,并且丧偶老人居多。
对于一个以工业见长的城市,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长期主导着这里,到养老院生活也只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事情。上述工作人员说,来寄养科养老的需求还在增长。
在寄养科生活
张桂芳和邓玉华住在养护楼一楼的“寄养科”。
“你打的什么?”张桂芳一头银发盘在脑后,圆脸庞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瞅着桌上一摞牌问坐在对面的邓玉华。
邓玉华歪着脑袋,紧皱眉头思考了三分钟才从手里缓慢地抽出一张牌,“小三,这张没得一样的”。
“不要说出来,插插看也能生胡子。”张桂芳看看自己的牌,嘀咕道。
4月26日中午,邓玉华(左一)、张桂芳(左三)聚在房间里玩扑克。
5月13日是母亲节。这天上午,张桂芳和邓玉华靠在窗旁打字牌。她俩年纪相仿,今年都八十岁。五十年前,她们是邵阳市制药厂的同事。
张桂芳和邓玉华时常这样坐在窗口打牌,有时玩上一下午,有时能玩一整天。“我们不打钱的。没事干,就玩这个。”张桂芳话音未落,邓玉华接过话去,说道:“自从来寄养科,跟着张桂芳学会了打牌,这一天过得飞快。”
据邵阳市政府统计,截至2017年年末,邵阳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是79.66万人,占总人口10.8%。目前,邵阳市已经拥有近三万张养老床位,但硬件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,仍未能满足当地的养老需求。
寄养科老人一天的生活从做回春保健操开始。
养护楼一楼大厅,老人们跟着音乐做早操。
早上六点左右,音乐一响,老人们陆陆续续从房间里走出来,稀稀拉拉呈散落状地站在大厅里。有的人围坐在茶几边的沙发上,有的人坐在自己代步的轮椅里。由于身体疾病的原因,他们当中一些人没法站立着完成这套耗时近一小时的早操。
张桂芳做完前半套动作便回房了。洗完澡,她从柜子里取出两只保鲜盒,里面装着前一天早上领来的馒头和剩菜,拿去餐厅的微波炉加热后,端回房间吃。“我每天七点一定要吃早饭。”每天的一日三餐,护工都会准点送到房门口。张桂芳大口啃着馒头,为了不打破自己多年的习惯,她想到了这个办法。
邓玉华说:“房间的卫生都是张桂芳承包的”。他们所在的楼层只配了两名护工,除了负责送三餐和开水来房门前,平时还帮老人做卫生、洗衣服。张桂芳想着身子还能动,房间也不大,便总是自己动手清理房间、手洗衣服。她说:“这现在是家嘛,得干干净净的。”
“养护楼”的第九层开设了阅览室、健身房和书画室。阅览室里除了最新的报纸,还有一些老年人爱看的养生书籍,健身房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和几台跑步机,只是好像少有人光顾。
聚在一起,聊一些陈旧的“八卦”成了为老人们生活的日常。
“当时主任安排亲戚来厂里工作,就挂了名领工资,根本没见过人。”曾爱莲说话时,总爱眯着眼笑。“不只是她,还有之前那个老师”,邓玉华接过话说。“老师来过的,我都见过她”,一旁的张桂芳抢过话说道。而罗永清不爱表达,坐在一旁听。
罗永清、曾爱莲都是张桂芳和邓玉华邵阳市制药厂的老同事。五十多年后,没想到同样遭遇晚年丧夫的四人,在寄养科里成为了邻居。四个人坐在张桂芳和邓玉华的房间里消磨时光。年轻时共同的工作经历是几位“老相识”平日里最常谈起的事儿。
“在家没人说话,好像个哑巴。我们老人家聊天就是这样,过去的事反反复复地讲,年轻人几个爱听。”张桂芳说,好在生活在寄养科,这种相互陪伴正也消减了孤独。
2009年丧偶后,邓玉华一直围着各种保健品打转。她每天早出晚归,就为了参加售卖保健品的商铺开展的各种讲座、理疗、参观活动。“我大概花掉了一套房子的钱,用来买那些东西。”她说着,也觉得自己有点可笑,“我知道那些没什么用,但买了他们的东西,我就有事干。他们天天给我打电话,问这问那。”
张桂芳和邓玉华都觉得,“住在这比在家里强多了。”张桂芳看看邓玉华,笃定地说道:“我们说好了,今年过年都不回去了,就在这儿过。”
从家里搬出来
张桂芳们在这有了自己的圈子,日子也变得没那么难熬。但孤独仍主导大部分老人。
养护楼的一楼大厅。
一楼大厅的沙发上,一些找不到事也找不到伴儿的老人三五成群坐在那,相互一言不发,呆坐着,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。这些“打坐”的老人中,有的坐得太久,杵在那睡着了。
5月12日,乌云笼罩,空气闷得让人想大口喘气,眼看要下雨了,张桂芳和几位老人闲坐在养护楼后的凉亭里。
“说老奶奶好”,中年妇女的声音打断了在凉亭里聊天的老人。大家随着声音的方向看去,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手上抱着个一岁大的孩子,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。
等两个人走近后,张桂芳才认出是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媳妇。
“好久没看见小宝宝了,还认识老奶奶吗?”张桂芳笑着抓住孩子滚圆的小手。
“妈,今天是妹妹他们家孙子百日宴,我们来接你去吃饭。”
“怎么没提前告诉我?我之前算过,应该是明天,你们算错了。”张桂芳有些抱怨,一边说着,并没有起身。
“奶奶,车子在那边等你了。”张桂芳的孙媳妇一边说,一边指着停在养护楼旁的黑色轿车,张桂芳看到孙子站在车旁,这才起身挪出凉亭去。
张桂芳有一儿两女,2013年,在卖掉自己的老公房后,她和老伴儿轮流在子女家里住。2015年,老伴儿去世后,更多时候她住在大女儿家。
“有一天,女婿问我,你为什么老爱住我家呢?我家好住些吗?我当时就跟他说,就是好住些,你还能把我怎么样?”张桂芳说得理直气壮,但她知道“人老了被嫌,自己脾气也大”,在子女家住定不会是长久之计。她还清楚地记得:“老伴临走前跟我说,要我早点住去养老院,这样晚年生活能幸福点。”
在来寄养科之前,张桂芳住在儿子家。2017年5月,儿子家添了孙子,四个月后,“因为带小孙孙和媳妇产生分歧”,张桂芳决定搬出儿子家,住进养老院。
张桂芳说:“我的儿女都当爷爷奶奶了,家里添了小丁丁,谁还有空照顾我这个老家伙。”加之,她的眼疾恶化,“在家做饭摘菜,夹在绿叶菜里的杂草,完全看不清。”帮不上忙也让张桂芳觉得自己在儿子家成了个多余的人。
与张桂芳的处境不同,室友邓玉华丧偶后,曾独居过六年。2015年,一场电路起火将她的屋子烧得乌黑,实在没法再住人,她才答应了大儿子搬过去一起住。去年,邓玉华的大儿子搬了新家,她不愿再跟着搬过去,便提出来要自己去住养老院。
起初,她的四个儿女都不能接受母亲的决定。“小女儿说,他们兄弟姐妹四个又不是养不起我,干嘛要去养老院。儿女怕人说闲话,但我不习惯住在他们家,住电梯房就跟坐牢一样,我是个爱出去走动的人。”住在大儿子家那段时间,儿子、媳妇忙生意,都很少回家吃饭。邓玉华说:“在家,我也总是一个人”。
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年发布的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》显示,在中国居民的养老计划中,依靠子女养老的居民占比呈下降趋势,在50、60、70和80后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7%、31%、25%和19%。可见,父辈对子辈养老责任的依赖有代际差异,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、个人自主独立意识的提升,“靠子女养老”的传统观念转变,个人养老责任意识增强。
为自己挑选养老地
张桂芳下定决心要搬去养老院,儿女没有反对。去年八月,她和家人一同在邵阳市城区四处考察养老院。
张桂芳考察工作做得很细致,居住条件是考察的首要指标。张桂芳先看了一家民营养老院,能接纳四五十人左右,每月费用在1000元左右,但 “根本没法住”。她回忆说:“上完厕所马桶按不出水。”管理人员解释说,住在那里的老年人大多不会用马桶,这才关了水闸,每天他们负责冲一次。“你说那个房间,气味有多难闻。”张桂芳一边说着,一边摇头瘪了瘪嘴。
5月14日,邵阳市大祥区一家私人养老公寓大门紧闭,棉絮在地上晾晒。
家人又陪张桂芳实地考察了市福利院新修的养老科。“我有意提出要去洗手间上厕所,打开水龙头,发现只有冷水。院方告诉我,这是新装修的房间,热水还没入户,洗澡只能在规定时间去楼道尽头的浴室排队,马上就是冬天了,房间里没热水,可过不得。”
张桂芳最后选择了宝庆精神病医院的“寄养科”。精致的布置让张桂芳觉得“这里像宾馆”。
寄养科的每间房都单独配备了设置浴室的厕所,屋内铺着木地板。两人房室内放着两张单人床,除了电视,还有简单的家具,包括衣柜、储物柜和两只床头柜。
相对市福利院,宝庆精神病医院离邵阳火车站只有一公里左右,地处中心城区,交通也更加便利。“住在城里,家人探望方便,也不至于把我忘了。”从张桂芳儿子家开车来医院一刻钟,这样的距离让她觉得,“虽然离开了家,但还存在于在他们的生活里。”
选择养老院,费用也是重要的考虑项。寄养科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差不多是2040元,这笔费用包含了900元床位费、600元护理费、420元伙食费和120元空调费。张桂芳2300元退休金能保证自己在养老院的开支。经济独立是在这里生活的老人能自主决定养老方式的重要前提条件。
寄养科内一间房里,两位老人在吃饭。
但这家医院目前提供养老服务也并非没有不足之处。医院被四周林立的高层住宅围住,新建的养护楼和家属院占去了仅剩的空地,留下的公共活动空间并不宽裕。尽管如此,但张桂芳还是坚持要去养老院生活。因为通过几次实地考察,她发现要找一家心仪的养老院并不容易。
2017年12月19日,国家标准委发布了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。这个中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管理方面的首个国家标准,对入院服务、生活照料服务、膳食服务、清洁卫生服务、洗涤服务、医疗与护理服务、文化娱乐服务、心理/精神支持服务、安宁服务等9方面服务项目提出明确的质量要求。
政府希望通过规范标准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,特别是心理需求,而这正是目前养老服务机构欠缺之处。
遇见“死亡”
“呀,楼上死人了。”
因为张桂芳去参加重孙的百日宴,已经习惯两个人一起午睡的邓玉华没有睡觉,吃过饭后,便坐在窗旁休息。她看到两个高壮的中年男人抬着一副担架往院外走去,担架上用白色床单似乎包着一个人,旁边走着的三个人提着桶子和大包小包的东西。
“这一看抬的就是死人”,邓玉华有些惊讶,医院规定人在病房过世后,得从地下室抬出去,鲜少见这样急急忙忙抬着往外送的。
遇见死亡和谈论死亡,在寄养科似乎不是稀奇事儿。那一天,医院老年科“过了”两位老人,邓玉华看到的正是其中一位。或许是对死亡的畏惧,有些老人会用算命这种方式来预知自己的寿命,邓玉华就算过命。
提起“算命”的事,张桂芳还数落过邓玉华。“之前你还去算过,不是说今年3月会过掉,现在都5月了,你还不是好好的吗?”张桂芳对邓玉华说,劝她不要信那些。邓玉华低着头,没答理。
而在这场聊天的前几日,邓玉华为了今年能正常领取退休金,去银行办理第二次身份认证,可偏偏机器连不上网络,还是没能完成认证。回来后,她笑着说:“怎么老认证不上?也许……怕是今年过不了了。”话刚脱出口,身旁坐着的几位老姐妹就连声喝止,要她别说“傻话”。
邓玉华看见“死人”的当天上午,张桂芳与邓玉华、曾爱莲以及其他几位老人一起坐在凉亭里聊起死亡。
张桂芳说:“我从不信这些东西,老头子死我都没准和尚来敲。你们不要信这些鬼话。”七嘴八舌的氛围突然安静。
“我们就像是被社会遗弃的垃圾”,养老院的老人常用这样的比喻来自嘲。无用的心理,以及对死亡心口不一的态度,使得这里在快乐表象之下阴郁隐约可见。然而,现在养老机构对这样的老人心理的干预还远远不够。
4月27日,邓玉华(左一)坐在茶几旁,按压着泡泡纸,她说自己为了打发时间常这样做。
中央党校科社部青连斌在对全国421家养老机构调研后发现,54.6%的养老机构没有配备心理咨询师。他在报告中指出,一些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,工作人员身兼数职,既是管理人员,又是护理人员。
每逢阳光灿烂的午后,楼上的护工们就会用轮椅推着老人下楼来,坐在养护楼前坪晒太阳,队伍有时能排二三十米。有的老人胸前围着口水巾,嘴角挂着的唾液还未滴下去。有的老人手上套着一只袜子,因为身上皮肤瘙痒,为了防止他抓挠患处就用这种方式把手蒙上。还有的老人细看去,身体是被布条绑在轮椅上的,他们几乎无法单靠自己坐稳在轮椅上。
张桂芳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前坪,每当看到那些东倒西歪嵌在轮椅里的老人,她心里总会滋生出无法言喻的难受:“老了,总会有那天。”
关键词:精神病院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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